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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清源自传:不败的十番棋

吴清源自传:不败的十番棋 图为:《吴清源先生对局》封面于是,决定从六段和七段中选拔出10个人来和我下一次对抗赛。但是,过去只有上手测定下手,却从来没有过下手来考核上手的事情。女棋手喜多文子老师等也表示出 ...


吴清源自传:不败的十番棋

《吴清源先生对局》封面


图为:《吴清源先生对局》封面


于是,决定从六段和七段中选拔出10个人来和我下一次对抗赛。但是,过去只有上手测定下手,却从来没有过下手来考核上手的事情。女棋手喜多文子老师等也表示出不满:“这样的事情太奇怪了。”尽管如此,我还是和他们10人下了,最后取得了8胜1败1和的成绩。为此,日本棋院授予我“九段”称号。
 
升为九段
 
1948年我和岩本薰本因坊下“升降十番棋”,到第二年第六局的时候,我取得了5胜1败的成绩,将对手打降了格。按照比赛制度的规定,如果领先4局,对手就要“降格”,以后再和同一对手对局时,对方就要降一格,变成先相先。
但是,当时我还是身在新兴宗教“玺宇教”里,所以对局费我是拿不到的,全都被教祖玺光尊拿去了。所以就有人半开玩笑地说:“反正吴清源也拿不到对局费,给一半就可
以了。”
和岩本先生下完后,下一个对手就剩下棋力越来越厉害的藤泽库之助先生了。他是当时日本棋院惟一的一名九段。
在战争时我和藤泽库之助先生下过一次十番棋, 4胜6败我输了。但那次是我让先下的,也就是说,10盘棋里,藤泽先生全部拿的是黑棋,大家都说这个成绩我已经尽力了。
有过先前的一次十番棋后,《读卖新闻》社决定再次策划我和藤泽先生的十番棋。但是,出现了新的问题。藤泽先生是九段,而我还只是八段,按道理说,我们不能分先下。所谓分先,就是一盘黑棋、一盘白棋交替着,双方平等。
于是,决定从六段和七段中选拔出10个人来和我下一次对抗赛。但是,过去只有上手测定下手,却从来没有过下手来考核上手的事情。女棋手喜多文子老师等也表示出不满:“这样的事情太奇怪了。”尽管如此,我还是和他们10人下了,最后取得了8胜1败1和的成绩。为此,日本棋院授予我“九段”称号。
取得九段称号后,应该是马上和藤泽先生下十番棋,但事情并没有那样顺利。好像藤泽对和我下十番棋不是很积极。为此,《读卖新闻》社和藤泽先生之间还爆发了相互揭短的口水战,双方都发表了“为什么不下”和“我任何时候都应战”的声明。
这样,在藤泽先生之前我又和桥本宇太郎先生下了第二次十番棋。那时,桥本先生不仅从岩本薰先生手里夺回了本因坊的头衔,而且还成立了独立于日本棋院之外的关西棋院。这第二次十番棋的结果是5胜3败2和,也是我取得了胜利。
 
藤泽库之助
 
和藤泽库之助九段十番棋的策划、准备工作十分复杂,最后终于定下来在1951年10月开始。
但是,就在开始之前,为了比赛的用时,双方再次出现了争执。藤泽先生坚决主张双方各13小时,而且不肯退让。每方13小时,一盘棋就要下三天了。而我则主张根据日本棋院的规定每方10小时。
我一直认为,作为原则,比赛应该在一天之内下完。两天以上的比赛,对局中可能会出现接受别人支着的可能性。既然围棋是一个竞技项目,那就应该尽量排除各种不公平的因素,再说,我认为时间的长短对棋局内容的好坏是没有影响的。明治时代的本因坊秀荣名人就赞成一日赛制。
无论怎样,和藤泽先生十番棋的条件,最后还是随了藤泽,时间是每方13小时。即使这样还有问题。藤泽先生附加了一个条件,说如果这次十番棋藤泽输了,那么要马上再下一次(复仇赛)十番棋。
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条件。“升降十番棋”应该是倾注了棋手全部生命的真刀真枪的比赛。所谓真刀真枪,就应该是只有一次的事情。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。
像这种一开始就约好要再下一次的话,也许是想保证能赢我一次吧。
第一局在日光的轮王寺下。藤泽执黑,是激烈砍杀的一局,到94手时藤泽先生就投子认输了。是黑棋在计算上出现了失误,一着致败,我也是那样认为的。
但这是我们对局双方的错觉,其实黑棋有一着制胜的手段。双方出现相同的误算,这也是十分少见的。这十番棋的结果是我取得了7胜2败1和的成绩,藤泽先生降格了。
事先说好的再赛一次的复仇十番棋于1952年秋天开始了,到第二年春天第六局的时候,我取得了5胜1败的成绩,藤泽先生再次降格,这次十番棋也就此结束了。在下第六局之前,藤泽先生说如果再被我打降格的话,他将退出日本棋院,因为这样的成绩玷污了日本棋院的名誉。
后来藤泽先生改名为“朋斋”之后,又继续参加比赛了。
 
国籍
 
说一说我的国籍。出生于中国的我,到了日本后的头8年里,都还是中国国籍。后来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,我加入了日本国籍,一直到战后。
到了1946年,突然有一天,一些在日华侨来到我家,并且拉着我去了我所住的杉并区的派出所。他们强迫我放弃日本的国籍。因为他们是让我等在另一个房间里,所以他们是怎么具体操作的我一点都不知道。后来,他们交给了我一本中国的临时护照。
当时正好是我和桥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开始的时候。第一局我输了后,那些华侨又来了,说“输得这么难看,像你这样的人要了也是没用的”,结果他们又把临时护照从我手上拿走了。
后来,拿到正式护照已经是1949年以后了。那一年,中国的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,去了台湾。我去了在横滨的中华民国领事馆办手续,终于拿到了护照。在此之前,我三年没有国籍。
妻子和我一样在1946年失去了日本国籍,实际上一直也处于无国籍的状态。而我们是1952年才发现这个情况的。当时正好刚赢了和藤泽库之助先生的十番棋,就收到了台湾来的邀请函。
妻子去申请护照的时候,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没有国籍的,便一边找律师商量,一边办手续,终于又恢复了日本国籍。失去日本国籍的真相是,1946年那些华侨冲到派出所,杉并区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:“不是本人的话,是不能办理退国籍手续的。”对此,华侨们怒吼道:“战败国的国民说什么呢!”然后就强词夺理地将我和我妻子的日本国籍都退掉了——那是日本刚刚战败后十分混乱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
拿到了护照,决定去台湾。这时周围有人开始担心我会不会是一去不复返,不再回日本了。因为在战时,加入日本国籍的我是曾被人贴出了悬赏告示的,所以这次如果去台湾,很有可能会和我算旧账。
在东京举行了饯别会,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和村松逍风先生都来了。席间,川端先生还对我说:“吴君,还是不要卷入政治的好。”看得出他很为我担心。
 
大国手
 
我是和妻子还有女棋手本田幸子一起去的台湾。那是1952年。从羽田机场乘螺旋桨飞机,经过岩国(山口)和那霸(冲绳)。飞机不仅小而且速度也很慢,一旦晃动起来脑袋几乎要撞到机舱顶。那时冲绳还没有归还给日本,厕所还分“有色人种”和“白人”。妻子要进写着“only white”的厕所时,竟引来了美国的宪兵。
虽然也有“回不了日本”的担心,但一到台北机场,那样的不安立刻就消失了。在
机场大约有200来人迎接我们,规模宏大,欢迎热烈。我见到了台湾的空军总司令、也是围棋协会理事长的周至柔,还有台湾银行副总裁应昌期先生,我和他们都是第一次见面。母亲、大哥和两个妹妹都在台湾,时隔11年,我又和他们见面了。
抵达台湾后,我立刻就被带到了一个叫做中山堂的公会堂,先和一位“天才少年”下棋。那个少年,就是当时只有10岁的林海峰。之后,连续好几天,每天都是宴会。
最值得纪念的是台湾赠与我的“大国手”称号。“国手”的意思和日本的“名人”的含义是一样的,所以也就是说是“大名人”。这是很高的荣誉。
其实,原本台湾的围棋协会是想授予我“棋圣”称号的。但我听说之后,婉言谢绝了。“圣”这个字在中国只有像孔子那样的人才能称得上,我是实在不敢当。所以他们才改赠我“大国手”的称号。
 
少年林海峰
 
和林海峰的测试棋是1952年8月在台湾的一个礼堂里下的,当时的林海峰10岁,会堂里来了好几百人。我让他六子,进行到一半的时候,林少年的棋就完全不行了,看样子马上要认输了。但就在这时,他突然拿出自身的力量,将局势挽回了不少。后来才听说,原来事先有台湾的一流高手帮助林少年研究对策。但是结果还是我赢了1目。也就是说,周围的人事先教的定式根本就是不行的。如果林少年一开始就根据自己的想法下的话,结果可能反而会更好。
测试棋之后,台湾的围棋协会理事长周至柔先生问我:“如果林少年去日本的话,能不能下到六段或是七段?”我回答说:“要尽早让他去日本留学。”周理事长大概一开始就打算让林少年成为我的弟子吧。
两个月后,林少年来到了日本。但当时我住在箱根的仙石原,距离东京十分远,不能照顾他。所以台湾的围棋协会就把林少年托付在东京某个有声望的华侨家里,让他作为日本棋院的院生开始了围棋学习。
但因为还只是个10岁的孩子,和父母分开了,语言也不通,生活很不方便,所以林少年显得无所适从,很不习惯。我听说他为了打发时间,就坐在山手线电车上转了一圈又一圈的时候,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,所以,又把他托付到了京都的华侨朱涧义先生的家里,并让他去日本棋院京都支部的藤田梧郎先生家里修业。朱先生曾经担任过华侨会长,是一个很好的人。
因为我和林少年离得很远,所以我们实行的是通信教学。朱先生把林少年下的棋谱抄下来寄给我,然后我作一些简单的评注再寄回去。因为受过台湾方面的拜托,所以我的责任也很大。
之后,朱先生搬家了。林少年就寄宿到了藤田先生的家里。有一次,林少年来仙石原我的家里玩。我和他下了一盘三子的指导棋,看到他的棋力大进,我也放心了很多。
来日本三年后的1955年,林少年成为了初段。我的通信教学一直持续到林少年升到三段为止。
 
小田原
 
11年后,和母亲舒文在台湾见面时,母亲提出了希望和我一起住的想法。为此,在箱根仙石原我家的院子里又盖了一栋房子,迎接母亲的到来。母亲于1953年再次来到日本。
但是,在仙石原有生活上的问题。附近找不到医生,如果生病了,只能去距离较远的小田原叫医生。
曾经有一次,我发了40度的高烧,躺了很长的一段时间。那是发生在1950年我正和桥本宇太郎下第二次十番棋的时候。来给我看病的医生有的说是伤寒,有的说是肾炎,不能确诊到底是什么病,高烧一个星期都没退下去——前后4位医生都是从小田原请过来的。
结果,还是请了一位有名的医生,终于诊断出我得了流感。医生说:“吃什么都可以,要多加点营养。”我记得当时我吃了螃蟹。我特别喜欢吃螃蟹,我的一位住在金泽的朋友知道我这一爱好后,就带着上好的螃蟹来探望我。
稍微有些跑题了——当时的仙石原还是一个不太方便的地方,母亲已经65岁的高龄了,我担心她会突然生病。而且,正好那时妻子也怀孕了。这是我们夫妇的第一个孩子。考虑到母亲以及将要出生的孩子,我决定搬家。
虽然仙石原的冬天十分寒冷,但那里的自然环境却十分优美。稍微走几步,就可以望见箱根的群山以及富士山。秋天长满狗尾巴草的空地也是我很喜欢的景色——结果我在仙石原只住了5年。
我在小田原寻找下一个住处,在看得见海的高台买了一块地,盖了房子。那时是1955年,我41岁的时候。第二年的1月,长子信树出生了。
我现在住在东京的四谷。小田原的家还在,因为周围又盖了很多房子,已经看不见海了。
长子之后,1958年我们又有了女儿佳澄,1962年我们的小儿子昌树也出生了,我的家一下子变得十分热闹。
 
垂樱花
 
小田原的家是我们自己盖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个家。战前,我在住的方面一直受到了濑越老师的关照。战后,在箱根仙石原住了5年的家,名义上是属于和我签了专属协议的《读卖新闻》社的。满41岁时,有了属于自己的家,我感到特别高兴。
不管怎么说,战后,我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,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。首先一个就是交纳税金的问题。
虽然“升降十番棋”的对局费是一笔巨款,但都被新兴宗教玺宇教的教祖玺光尊拿走了。她没有给我留下一元钱,却把交税的义务加在了我的头上。在离开玺光尊之后,我被催着要支付滞纳了几年的税金。
和律师商量的结果是,我要在几年内分期付清这些税款。那段时间,我们的生活很俭朴。到了夏天,妻子就把冬天衣服的里子拆下来变成单衣那样穿着。
在购买土地的时候也遇上了问题。我看上的土地是属于一家大型胶片厂的,他们一直不肯把地卖给我。通过朋友的介绍,我去找大映公司的永田雅一社长商量。永田社长是造就大映公司黄金时代的人,因为他的独断专行,他有个绰号叫“永田喇叭”。永田社长答应了我,对手下的人说:“把土地给我卖给吴君。”
土地大约有300坪左右。新家的工程完成后,从很早开始就非常关照我的《京都新闻》会长坂内义雄先生对我说:“祝贺乔迁新居,给你买点什么礼物吧。”坂内先生战前在满洲经营过纺织公司,战后是关西电力、九州电力的董事,后来还当过百货店的社长。
我回答说:“如果要送礼物的话,树最好,一直可以留做纪念。”所以他就送了我两棵垂樱花,现在长得已经有好几米高了,每年一到春天,就开十分漂亮的粉色的花。听坂内先生说:“这和平安神宫里的樱花是同一个品种。”
几年后,在京都的一个演讲会上,坂内先生突然倒下了。刚巧我也在场,就跑了过去,虽然尽力抢救,但坂内先生还是当场去世了——他是战后最关照我的人。
 
两位首相
 
战前和我下过棋的鸠山一郎先生和岸信介先生,两人在战后都做了首相。
我认识鸠山先生是1936年的时候。
他是一位十分喜爱下棋的人,那一年他还和一位名叫德巴尔的德国人下“日德电报棋”。那时我是鸠山先生的顾问。
德巴尔的围棋是自学的,1930年,他受日本棋院副总裁大仓喜七郎的邀请来到日本。他在日本学了一年,然后回德国进行围棋的普及活动,可以说他是围棋国际化的先驱者。
所谓“电报棋”,就是把每一手棋都打在电报上,通过电报和对手下棋。每一手棋都是通过电报在日本和德国之间飞来飞去,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关注。这盘棋一共下了52天,结果是鸠山先生7目胜。日德条约签字仪式举行的时候,正是下这盘“电报棋”的期间。
那以后,和鸠山先生见过许多次面,也曾和濑越宪作老师一起去鸠山先生家下过指导棋。
岸信介先生也很迷围棋,我还去过他家里。棋力是我让七子左右。岸信介先生战后曾作为战犯被关押在巢鸭拘留所里。他出来后,和我曾在饭店里下过棋,结果我发现他的棋力大进,我只能让五子了。原来当时“大东亚大臣”青木一男先生也被关在巢鸭。青木先生的棋力很厉害,一定是岸信介先生和青木下了许多棋,才导致岸信介先生的棋力大长的吧。
从《朝日新闻》社进入政界的绪方竹虎先生也很关照我,关于他也有很多回忆。大约是停战前两天,绪方先生来过我这里。通过绪方先生,朝日社想邀请我参加《朝日新闻》主办的棋赛,但因为这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,所以最后还是没能参加上。绪方先生的人品很优秀。
战前,因为我在《读卖新闻》主办的棋赛中连胜7人,《读卖新闻》的正力松太郎先生赠送过银杯给我,是在他们旧的四层建筑的公司屋顶上举行的授予仪式。那座银杯在战争的时候,被迫作为军需物资的原料捐了出去。战后,正力先生被提名为众议院议员的候选人时,还曾经拉我去参加他的竞选活动,一起去的还有作家村松逍风先生、柔道选手三船久藏十段等。虽然那时我正和藤泽库之助下着十番棋,但我还是去了富山的选区。
 
最后的十番棋
 
当时的日本棋院只有我和藤泽库之助先生是九段。我在“升降十番棋”中打败了藤泽先生后,只有等待着后面的年轻棋手了。
首先是坂田荣男八段。和号称“剃刀坂田”的六番棋,是我战后的第一次败多胜少。不过那时下的是“先相先”,就是说三盘棋里坂田先生两盘执黑棋——坂田先生棋风很锐利。
1953年的11月,开始了我和坂田的“互先”的“升降十番棋”。但到第二年6月的第八局的时候,我取得了6胜2败的战绩,把坂田先生打降了格,比赛结束了。
我把所有的对手都打降了格。
下一个对手是高川格本因坊。“升降十番棋”从1955年的7月下到了1956年的11月。高川先生的棋风和坂田先生截然不同,他的棋讲究的是均衡。高川先生在1952年击败桥本宇太郎先生获得本因坊,后改名为“本因坊秀格”。当时,高川先生已经取得本因坊四连霸的骄人战绩。
但是,他在和我每年的三番棋比赛中,一直是连败。和高川先生的十番棋,也是下到第八局就把高川先生打降了格,最终是以6胜4败的成绩获胜。不过,在这次十番棋的过程中,因为高川要下本因坊的卫冕战,所以中断了5个月。在卫冕决赛里,高川达成了前所未有的五连霸。我们十番棋的第八局正好是他刚刚取得五连霸的时候。
我下了17年的十番棋,打败了所有能够成为对手的棋手。所以和高川的十番棋是最后一次了,“升降十番棋”的比赛终于闭幕了。从1939年镰仓十番棋我25岁开始,到最后一次十番棋已经是42岁了。一想起这段岁月,我就有无限的感慨——那段时期是我棋力最强盛的时期。
但是,如果我在“升降十番棋”中被某个棋手打败的话,我想我的棋手生涯也会就此结束吧。因为如果输了,我就无法在日本待下去了,必须回中国。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紧张感去面对十番棋的。本来,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把“名人”称号授予棋艺达到颠峰的棋手的惯例。但是,关于授予我“名人”位的话题连提都没有提起过。

吴清源自传:不败的十番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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